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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能否带来真相和公正(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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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审理两大类:抗辩制与纠问制

总的来说,世界上在法庭上进行案件的审理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叫抗辩制(adversary system),那就是通过正方和反方的辩论来厘清事实;另外一种办法叫纠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那就是由专家型的法官,通过不断地追问来寻求事实的真相。

英国和美国的司法体系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实施抗辩制的,而陪审团是抗辩制度当中的核心部分;而欧洲大陆的法系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实施纠问制的。

这两种制度究竟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有效率、哪一个带来更大的公正,一直是法律界和法律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威之一就是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我们知道图洛克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他对所谓大民主产生的效果,也就是一人一票,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投票权投出来的结果,是抱有深深质疑的。

而他也把同样的逻辑和思路,一以贯之地应用到对陪审团制度的分析上去,从而提出了颠覆传统观念,但又是逻辑井然、令人信服的观点。那就是陪审团制度往往降低了,而不是增加了人们发现真相和得到公正的几率。

在法律经济学领域有一本辞典是最权威的,那就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和法律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the Law)》。在这本辞典里面有一个条目叫陪审团(Juries),这个条目就是由图洛克负责撰写的,而他整篇条目的内容就是批评陪审团制度的。

2. 陪审团制度无助于追求事实真相

图洛克教授开门见山地说,很多人都认为陪审团制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找到真相,追求公正,但在现实生活中,好像陪审团制度的这种制度安排是很罕见的。

每当我们要做一个事关重大决定的时候,比如我读大学该不该选这个专业,我该不该跟这个人谈恋爱,我该不该结婚,我们家今年该不该生孩子等等,每当我们遇到这些重要决策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这些决策的?

我们是自己好好思考,我们是去找那些最关心我们、最了解我们,而且我们认为是最有经验的人,我们找他们去谈,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决策。

我们不会跑到大街上找十二个人,尤其是要明确这十二个人跟我自己毫无瓜葛,对我自己正要做决定的事情漠不关心、一无所知,让这十二个人坐下来,然后我在他们面前分别陈述正方和反方的观点,让他们做一个投票,来参与我重大问题的决定。

我们不会这么做,对不对?但为什么在决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应该坐多长时间的牢这么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偏偏会这么做呢?

图洛克说,哪怕是在那些实施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比如在美国,当他们真的想要追求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不会采取陪审团制度。

而相反,他们会采用我们习惯的办法,也就是找那些最有经验的人组织一场调查活动,从而取得真相。比如当美国真的想要知道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始末的时候,他们就请了一位法官,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真相,而没有邀请一群陪审团员来帮助调查事情的真相。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司法体系里面,虽然有初级法院、中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但是,对事实进行认证这个环节,只在初级法院完成。中级和高级法院只能够挑战初级法院在审案过程中所遵循的程序,但他们没有权力对那些在初级法院由陪审团做出的事实认证作出挑战,也就是说,只要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那就是永远不可推翻的。

这十二个随机选择的普通人,他们对一个复杂案件所作出的判断到底有多准确?

1997年,著名的辛普森案分别由一个刑事法庭和一个民事法庭来审理。在刑事法庭里面,那十二个陪审团员当中有十位是美籍的非洲人,有一位是美籍的墨西哥人,还有一位白人女人。在这个陪审团当中黑人的比例特别高,而辛普森本人也是黑人,他在这个刑事案当中就被判无罪。

而同样一个事情,在民事案当中他就被判有罪,而在民事案的陪审团员当中没有黑人。我们不能说种族倾向对判案的结果没有影响。

智力水平对判案的结果当然也有影响。理论上说,这十二位陪审团员都是随机抽取的,他们的平均智力应该跟社会上的平均智力相等。但事实上,那些智力水平更高,因此时间成本也更高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逃避充当陪审团员的责任。

图洛克在这部百科全书的词条里面就说,一个人如果真的不想当陪审团员那很容易,当法官在审理陪审团员的资格,问他:“你对这个案子有没有偏见”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对这个案子可没有偏见,我只不过是想问问这个被告人,他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喝醉酒了。”法官一听,就知道你对这个案子有偏见,他就请你回家了。

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员的平均智力水平是处于社会平均智力水平之下的,往往是那些时间成本比较低,充满了好奇,有时候甚至是那些刚刚获得美国籍很想过一把瘾,但英语还没有完全过关,听不懂法庭上面复杂抗辩的那些人,坐到了陪审团员席上。

图洛克进一步指出一个事实,我们很多人在法庭剧当中也看过这样的情节,那就是这样或者那样的证据不能呈交给陪审团员过目,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原因是什么呢?在《证据法》里面很早就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原因就在于当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陪审团员的智力水平不够高,不能够理解太复杂的问题。

而事实上,在美国如果是遇到非常复杂的案件,比如知识产权的案件,那是可以选择不用陪审团员来审理的。

3. 抗辩制度让人花钱搅浑水,对追求真相起反作用

图洛克对陪审团制度最重要的批评,建立在他对抗辩制度追求真相的成本分析上。他说假定在一个案件当中有一个好人、有一个坏人,好人叫Mr. Right,坏人叫Mr. Wrong,也可以译成正确先生和错误先生。

好人知道自己是好人,坏人知道自己是坏人,当然,坏人不承认自己是坏人,要到法庭上争取一把为自己辩解的机会。而他们有两种司法体系可以选择:一种是抗辩式的,一种是纠问式的。

在纠问式的体系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是由法官说了算的。当然,法官有水平高的,也有水平低的,依次排列。我们假定水平越高的法官他判案的准确性就越高,他一下子就能够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然他的收费就更高。

在纠问制里面,那个好人、被人冤枉的人Mr.Right,他当然愿意多付一点钱为自己辩护,因为只要多付一点钱,他请到的法官就高级一点,这位法官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就大一点。

而组织审判的国家、政府,他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尽量逼近真相,所以他们也愿意多花一点钱去尽量请资深的法官、有经验的法官。

而只有那个坏人Mr.Wrong,他不太愿意花钱,因为他知道,花钱越多请来的法官水平就越高,自己败露的机会也就越大,所以他不太出钱。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整个诉讼当中,大部分的资源,金钱、时间、精力都用在了刀刃上,都用在了聘请更资深的法官追求真相上面,这样的审判效率更高。

而相反,在抗辩制度下,当然好人愿意为自己花钱请好的律师,但由于最后做判断的不是有经验的、专家型的法官,而是在街上随便找来的十二位普通人。这时候那个坏人Mr.Wrong,他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多花钱请好的律师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展开一场精彩的辩论。

而那些律师是非常善于在陌生人面前表演的,陌生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他们的伎俩如果跑到有经验的法官面前,那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但在抗辩制度下面,他们获胜的机会就大很多,所以他们愿意花很多钱来搅浑水。

这时候我们观察整个诉讼过程,当中所花费的资金、时间和精力,有一大部分都是由那个坏人支付用来搅浑水的,整个审判的效率就比纠问制下面审判的效率要低很多。

花了那么多钱搅浑水,人们得到的就是一场精彩的辩论,可以用来做电影、电视剧素材的那些辩论,它具有娱乐价值,但对于追求真相而言它起的是反作用。

图洛克的这个分析逻辑井然,令人深思。


作者:huchao
未来永远在它该来的路上,能够把握的只是此时此刻——万折必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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